纸上流光——东莞文献整理与出版概述【深度长文】

罗志欢

东莞位于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向为广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外贸口岸，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东莞乃岭南古邑，历史悠久，人文资源十分丰富。据陈伯陶《东莞县志》记载，自宋代迄于清末，东莞人才辈出，尤其明代，进士有81名，举人有550名。著名者如袁崇焕、张家玉、陈琏、罗亨信等，皆为明代第一流人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莞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陈志《艺文略》著录东莞文献多至700余种，但文献散佚，至今十不存一，从书目略可一窥东莞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发展演变状况。这些历史人物和传世之作，对东莞、广东乃至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发挥了应有作用和深远影响。

历史上，东莞素来重视整理刊印乡邦文献。在岭南地区，东莞最早整理出版诗歌总集，前后相承，持续不断。屈大均谓：“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1]   罗学鹏亦云：“吾粤各邑，诗未有合刻，唯宝安有前后编，号为极盛。”[2]   显然，此为粤人编辑地方诗文总集之始，而陈琏成为岭南地区专意编辑本邑诗文的第一人，其《宝安诗录》辑录自宋元至明初东莞诗作。历史上宝安曾改名东莞，故是为东莞诗歌的第一次整理。其后，祁顺取陈琏旧编，稍加增损为前集，自陈琏至祁顺，得数十人，次第编入为后集。外郡士大夫，有以宝安为题的诗作，亦仿陈琏之例，附于卷末，[3]  共得600余人， 这是东莞诗的第二次整理。陈、祁二集，欲刊印而未果。此外，邑人蔡均编辑了一部《东莞诗集》，因被收入《禁书总目》，故未有流传。屈大均序其集云：“是集也，于宋首纪竹隐，以其不仕元也。于国朝首纪罗山，以其能归命大明也。意良深厚，虽一邑而隐然系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虽由此而集天下之诗可矣。”[4]   此可谓是东莞诗的第三次整理。道光年间，邑人邓淳“每慨陈、祁二先生之《诗录》不可得见，而故家遗俗多有文献无征之叹”，于是对邑人诗作进行第四次整理，汇集乡贤诗作为60卷。取《广东新语》东莞诗“颇得源流之正”义，题名《宝安诗正》。体例仿《明诗综》，“或因诗而传其人，或因人而传其诗”[5]。 邓氏竭力旁搜，珍留片纸，以为吉光之宝，同时做了大量的考证和校雠工作，博征史乘暨名家评论，使“辑诗而史之义通焉”。宣统年间，苏泽东、罗嘉蓉复搜求道咸以来邑人诗及前书所遗，得百余人，汇编为《宝安诗正续集》。张其淦疑邓辑仍未尽善，因此，搜集遗亡，删其烦芜，芟其累句，进行第五次整理，得《宝安诗正》十之六七，再采其《续集》，共得诗700余家，编为《东莞诗录》65卷。陈伯陶对是集评介甚高，“此编博收精择，冀以延一邑诗人之血脉。比前诸录为尤备”[6]。

（图为《东莞诗录》）

民国初年，陈伯陶成为整理、保存、编纂、流布东莞文献的集大成者。其酷爱乡邦文献，著有《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增补陈琴轩罗浮志》《孝经说》《袁督师遗稿》《瓜庐文乘》等。所修《东莞县志•艺文志》，专载书目，征引宏博。其辑刊《聚德堂丛书》，凡8家12集，收录陈氏父子和族人的著作。邑人张伯桢辑刊《沧海丛书》，凡3辑16种附8种，除收入自撰及师康有为著作外，其余均为莞人著述。以上诸集博收精择，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图为陈伯陶像）

降及当代，东莞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上至政府部门，下到单位个人，热衷于地方文献保护与传承者大有人在，整理刊印乡邦文献相沿成习。其中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莞城图书馆，洵为政府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之代表，杨宝霖则为个人之典型。

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地方政协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近十几年来，东莞市政协除主办发行《东莞文史》外，还编辑出版《东莞历史文化专辑•历史人物系列》，刊行袁崇焕、张荫麟、容庚等乡贤诗文集以及《东莞历代书画选》《孙大元帅东征》《东莞风俗叙述与研究》等一系列文史资料，实为“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之延伸，较好地发挥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团结、育人、存史、资政”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继之又借建设文化名城之春风，整理出版《东莞学人文丛》，收录东莞籍知名学人、艺术家著作凡20余种，60余册。上述出版物常常被海内外研究者所查阅征引，颇为引人注目。政府其他部门整理出版图书者，如东莞市委宣传部有《东莞人物丛书》、东莞图书馆有《伦明全集》、东莞市文化馆有《东莞历代诗歌选》、东莞市文化局有《东莞文物图册》、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有《东莞地域历史文化丛书》、东莞市博物馆有《东莞市博物馆丛书》、东莞市群众艺术馆有《东莞木鱼书》、东莞市文联有《东莞历史名人评传丛书》等。随之，市辖区、镇、馆、站、园等各级单位，如虎门镇、厚街镇、石排镇、东莞槎滘管理区、东莞潢涌管理区、东莞东坑文化站、东莞市可园博物馆、东莞袁崇焕纪念园等，纷然而起，整理出版了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文献汇编，形成上行下效，风起云涌之势。

而以一街道之力整理全邑文献者，莞城图书馆堪称典范。东莞市莞城街道办事处深入实施“文化莞城”发展战略，其辖区莞城图书馆快速响应，在抢救、收集、整理、研究与出版地方文献方面，多措并举，做了许多富有创新和开拓意义的工作。该馆是东莞市唯一一所以艺术、地方文史和古籍收藏研究为特色定位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收藏古籍数量不多，然知所珍惜，妥善保藏，勤于推广与利用。同时大量购买古籍影印本，以补充馆藏之不足。更为可贵者，善于结合馆藏特色，精心整理出版地方文献。2010年，邀请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担任主编，以“随得随刊”的方式，整理校点出版《东莞历代著作丛书》，目前已出版4辑，凡48册。主编杨宝霖早年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东莞文史和民间文献的研究，成绩卓越，著述等身，对东莞文献的抢救、搜集、整理与出版贡献良多。曾以“东莞乐水园”的名义，刊行《莞水丛书》，整理出版乡邦文献不下30种，50余册，如有《袁崇焕集》《琴轩集》《张家玉集》《东莞诗录》以及《崇祯东莞县志》《康熙东莞县志》等。杨宝霖对乡邦文献整理与出版的贡献，借明人朱国祯语称之“公承前草创，启后规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7]。

2015年4月，《广州大典》出版发行。经东莞市政协的推荐和运作，促成莞城图书馆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以“原版影印”的方式，整理出版大型文献集成——《东莞历史文献丛书》。该丛书内容包括东莞人士（含寓贤）的著述和有关东莞历史文化的著述。收录国内外各公藏机构现存的明清东莞文献（含少量民国文献）凡168种，著者近百位。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编成47册，字数超过2500万字。收录范围之广，内容之富，规模之大，在东莞文献刊印史上前所未有。许多东莞文献长期藏在深闺难得一见，该丛书的编纂出版，将更多散落在别处的乡邦文献回归莞邑，使之化身千百，洵为研究东莞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是一件造福社会、嘉惠学林的盛举。至于该丛书编辑之缘起、内容之特色、文献之价值诸题，杨宝霖先生在《前言》中自有高论，在此不再赘述。杨先生称该丛书有三最：“东莞有史以来最大型丛书”、“东莞现今最大的东莞历史文献书库”、“现存的东莞历史文献最完备书目” [8]，所言非虚语也。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加工处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由收藏利用图书到整理出版图书，这是莞城图书馆在发掘文献资源、开展特色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上的有效尝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平给予《广州大典》高度评价：“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广州大典》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倡导。”[9]  推而广之，由基层单位街道办出资，区属图书馆主持编纂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亦属首创之举。

一般而言，文献保护方法主要有两途：一是原生性保护，救死扶伤，让文献健康长寿；二是再生性保护，化身千百，让文献多子多孙。东莞文献是东莞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东莞绵延千年、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其承于先人，传于我辈，一纸一墨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东莞市政府职能部门和文史工作者对当地历史文献进行广泛和全面的搜集整理，在地方文献再生性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东莞文献整理出版蔚然成风，反映出当地政府和主要领导者具有独特的领导能力、眼光和魄力。加之有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助力推进，莞城图书馆等单位的积极行动，文史学者杨宝霖等人的身体力行，共同营造了东莞文献整理出版的良好氛围。其成果丰富，效益良好，又见其功其劳其德所在，多可赞誉。 

注：

[1]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页。

[2] （清）罗学鹏跋祁顺：《宝安诗录序》，《广东文献》第4集卷9，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3页。

[3] （明）祁顺：《宝安诗录前后集序》，《广东文征》卷7，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73年校刊，第106页。

[4] （清）屈大均：《东莞诗集序》，载《翁山文外》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5] 以上见（清）邓淳：《宝安诗正序》，《东莞诗录》卷首附录，民国十三年东莞张氏寓园刊本，第7页。

[6] 陈伯陶：《东莞诗录序》，《东莞诗录》卷首，民国十三年东莞张氏寓园刊本，第2页。

[7]（明）朱国祯：《曾有庵赠文》，《涌幢小品》卷14，明天启二年刻本，第39页。

[8] 杨宝霖：《东莞历史文献丛书·前言》，《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第一册卷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9] 《广州大典》简介，《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编印2015年版，第2页。

编辑/LogyC.